“富二代”的社會責任 | 廣東省社會科學綜合研究開發中心

“富二代”的社會責任

2009-09-20 11:21:59 評論評論關閉

作者:黎友煥

 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: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時間。暴發戶到貴族的距離,就是我們的新富階層到兌現道德責任的距離。杭州飆車案中富家子弟無所畏懼,什么都不放在眼里,什么規則、什么責任、什么敬畏,都視若無物,表現出基本道德和責任的缺失,奢侈、貪婪和腐敗已成為中國富人和“富二代”的代名詞,這應當引起富人階層的反思。

  什么是“富二代”?簡單地說他們是“富一代”的子女。“富一代”是改革開放后首先富起來的一批民營企業家,他們的子女大多在上世紀80?年代前后出生,生活條件優越,接受過良好的教育,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,如今他們繼承過億家產,擁有豐厚財富。與國外的“富二代”不同,中國的“富二代”是“窮人在教育富人”,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擺脫貧窮,但仍然沒有擺脫“窮人思維”,第二代天生優越但精神貧窮。個別“富二代”與生俱來的富足生活,使他們不懂得寬容和感恩,不知道勤勉與謙遜,過于自我和散漫,過度追求所謂“個性張揚”,而對待別人的生活狀況和社會心理感受相當冷漠,甚至“瘋狂”到在尋求刺激最大化中漠視他人生命。而財富也成了“富二代”漠視法紀、踐踏生命的腐化劑,更成了他們精神墮落、道德敗壞的溫床。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在小說《富家子弟》中寫道,“讓我來告訴你吧。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,他們與你我不一樣。他們從小就擁有和享受,這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的性格:在我們堅韌的地方他們軟弱,在我們深信不疑的地方他們玩世不恭,以一種不是生來就富有的人難以理解的方式。”

  正如卡內基所言: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。財富品格也不是天生的。20世紀30年代之前,西方國家企業強調的唯一目標就最大利潤,而30年代至60年代則倡導企業經理人的責任也要對顧客、員工、供貨商、債權人及所在社區有所承諾;60年代后,則更多地主張企業應該參與解決社會問題,履行社會責任,回饋社會;到了21世紀,慈善事業已經成為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富豪傾心追求的神圣目標。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時候,大力發展慈善事業,已經成為彌合社會裂痕、平抑仇富心態的一劑良藥,而富人捐贈慈善事業則是一種極好的形式。窮人們不但不忌恨富豪,反而以成功的富豪為榜樣,因此也沒有仇富心態的存在,這便是發達國家“和諧的富有”現象。國內富人的社會責任和國外相比,讓人汗顏。“富一代”和“富二代”在富豪榜上名聲顯赫,但在慈善榜上卻名落孫山。中華慈善總會統計,我國富人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小于15%,而他們占據的財富卻在80%以上。目前,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“馬太效應”,窮人愈窮,富人愈富,這與和諧社會的要求是不相容的。

  “富一代”實際上是改革開放30?年以來的最先受益者,未來5-10年將是中國企業交接班的高峰期,靠繼承財富而上位的“富二代”,將完成中國歷史上從未真正有過的代際傳承和階層變遷的使命。財富的傳承是容易的,然而,在任何國家,企業家都是一種稀缺的資源。“富二代”繼承了父輩的DNA,甚或亦繼承了父輩的人脈資源和商業網絡,卻未必能繼承父輩的企業家精神與企業家能力。“富二代”應當認識到,自己父輩財富的積累是千萬勞動者辛勤勞動的結果,是國家富民優先政策支持和扶持的結果。富而思進、富而思源,“富二代”應當更好的回報社會,回報百姓,這才是財富的最大價值和內涵所在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財富不是屬于個人,財富永遠屬于社會。拯救貧困群體,主動回報社會,是“富二代”責無旁貸的重要義務。扶貧濟困是一種“退賠”。窮人在為富人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同時,也讓渡了窮人的機會成本,“富一代”和“富二代”的部分財富是以犧牲貧者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的。扶貧濟困也是“富二代”為自己編織“安全網”,以實現“和諧富有”,富人要保障自己的財產權,首先必須尊重窮人的生存權。

  中國古訓說,富不過三代,二代守業,三代敗家。JP摩根家族也曾經做過一項調查——家族企業能成功傳到第二代的,只有三成;能傳到第三代的,占12%;能傳到第四代的,千分之一。美國億萬富翁巴菲特曾經把家族繼承體系比喻作“選擇得過2000年奧林匹克游泳冠軍的兒子去奪2020年奧林匹克冠軍”,一個成功希望極其渺茫的嘗試。“富二代”面臨著和“富一代”完全不同的處境,他們接手了幾億元資產,并不需要艱難開創局面,可是,他們普遍面對著更嚴重的現實,就是如何把幾億元資產好好掌管下去,讓資產增值。富二代的成長,不但是“富一代”企業家辛辛苦苦創下的企業是否有人接班的問題,更是中國民族工業是否能持續發展的大問題。而承擔社會責任無疑是“富二代”帶領企業通向可持續發展、走向振興的重要途徑,世界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·波特指出,“只有通過戰略性地承擔社會責任,企業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,這也是最大的企業倫理和商業倫理,是企業長盛不衰的根本。它對社會施以最大的積極影響,并收獲最豐厚的社會效益與商業利益”。企業不僅僅在于追求利潤,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,企業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,就必須承擔合理的社會責任。責任與競爭力相輔相成,相互影響,共生共存,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不可能有競爭力;企業在強化自身社會責任的過程中,可以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。

  自古以來我國便有義商的提法,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大商人陶朱公便以“富行其德,扶危濟困”而名揚天下。“富二代”擔當社會責任,體現的是中華民族優秀文明的傳承及社會進步的程度,體現的是富人的素質和修養。豪宅臥聽蕭蕭竹,疑是民間疾苦聲。“富二代”應當高舉振興中華和人道主義兩面旗幟,既要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企業家,又要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慈善家,積極投身慈善公益性事業,主動承擔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使命。

(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、經濟學教授,廣東省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會會長)

?(本文發表在《羊城晚報E財富雜志》(雙月刊)2009年第5?期,《光明日報》2009年9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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